初中二年级，三大终于花钱托人，把我的户口办了回来，但是为了我还能继续在钢院附中上学，学校提出了一个要求：张纪京学习不错，校方希望他高中继续在钢院附中就学。如果不能承诺，那现在就去找别的学校吧。这个承诺意味着我放弃高中选择学校的权利。老实人，向来会有一些软弱，说得难听一点就是逆来顺受，当时我的选择也不多，就答应了，实际上校方也有风险，相当于送出了一个直升钢院高中的权利，但他们这个风险冒的还是值得的，我的中考成绩6门课 584分，上北京四中是没问题的。
也许地位的改变（由一个借读生变成了正式生），也许有几分骄傲（我以市三好生的身份升入高中，三年学杂费全免），我自认为聪明，而忘了那个真理：勤能补拙，我放松了自己，尽管我的成绩还保持着班中前三名，年级前五名，但我忽视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钢院附中在大踏步的退步，而我却如井底之蛙，还沉浸在自我自己的小天地里，自命不凡。直到高考冲刺那一年才发现我退步是如此之大，我已经早和小燕不可同日而语了。班中有几个努力学习的同学也已和我不相上下。其中一个后起之秀就是邢波，之前他并不显眼，很安静，默默无闻的一个人，直到高考一模，才脱颖而出。他的大学并不是很有名，但他却一直坚持，现在他已经在美国完成了博士学位，可能是我们班中的唯一一位博士。这又证明了人生的另一个成功的真理：持之以恒。人是生而不平等的，唯一平等的就是就是时间，不管你是富有还是贫穷，每个人的一天都是24小时。人与人的区别就体现在每个人的时间价值不同，普通的体力劳动者，一小时的价值是10元钱，而杰克韦里奇每小时的演讲要收费10000元，所以我们要想超越人的生而不平等，我们惟有学会珍惜时间，增加自己的价值。
89动乱
1989年我上初三，5月份的时候大学生的抗议活动已经很激烈了，由于我住在北大附近，经常到北大去玩，在三角地，可以看到很多的大字报，记得当时还拍了些照片，现在也不知放到何处了。那是北大南墙还没拆，在墙外，也贴了很多大字报，每天都有很多人聚集在北大南门外，听学校大喇叭里转播的美国之音，作为一个初中生，并不理解发生了什么，只是看热闹。六四前夕，大概五月中旬，有一天我和周峰骑车去天安门看游行，一路上很热闹，有很多的游行队伍，工人知识分子的声援队伍，路边还有免费发送水和面包的。天安门的场面很乱，到处都坐满了人，我们一直跑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地下（那是纪念碑是可以靠近的），忽然变了天要下雨，我们俩决定赶紧回家，但好多路都不让走，我们随便选了一条路，一路骑下来，竟然到了方庄。后来六四后，在学院路（现在四环学院桥的地方）烧了两辆军车，学校就叫我们回家自习了，直到6月二十几号的中考。关于六四的报道传闻有很多，虽然我在北京，但六四我并没有看到开枪，但后来天安门广场确实换了很多砖，我也亲眼看到烧毁的军车。人民英雄纪念碑再也没有机会摸一摸上面的浮雕了，报考北大的学生也开始了历时一年的军训，大学生也开始收学费了。
1990年北京举办亚运会，而在这一年我失去了我的奶奶，奶奶没有等到北京亚运会开幕（9月22日），那是1990年的8月1日的凌晨，天下着雨，奶奶呼吸困难，我和三大推着她往中关村医院跑，进了急诊室，大夫那小手电照了照奶奶的眼睛，平静的说人已经去了，我很愤怒，质问他为什么不赶快抢救，他摇了摇头，丢下我们走了。我当时并没有哭，只是感觉少了些什么，心中空荡荡的。凌晨回到家后，进了屋子空荡荡的，没有了奶奶的等候，想起来几天前还为了一点小事惹奶奶生气，如今连抱歉的机会也没有了，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唰唰地落了下来。后来的一个月每天晚上都在梦中哭醒。按照穆斯林的丧礼仪式，把奶奶和爷爷合葬在一起，他们的墓地在河北定兴县固城老家。每到周年三大都会回到老家去坟前拜拜，或者到清真寺里为奶奶念一段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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