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已经刚硬很久了，似乎已经麻木，对很多事情已经很少有感动的时刻了，日子一天一天如例行公事一样的过着，像小沈阳说的一闭眼一睁眼，一天过去了，一闭眼不睁眼，一生过去了；我要怎样过自己的一生呢？

很早以前（上大学的时候）一个好友对我说你读读席慕蓉的诗，很感动的；当时并没有在意，心思都在“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的浪漫与洒脱之中。如今年过三十有六，尚未安身立命。重看席慕蓉的诗和散文，甚是感动

小红门--席慕蓉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再继续做的；有很多人，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再见到面的；于是，在你暂时放下先或者暂时转过身的时候，你心中所有 的，只是明日又将重聚的希望，有时候甚至连这点希望也不会感觉到。因为，你以为日子既然这样一天一天地过来的，当然也应该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昨天、今 天和明天应该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但是，就会有那么一次：在你一放手，一转身的那一刹那，有的事情就完全改变了。太阳落下去，而在它重新升起以前，有些人，就从此和你永诀了。
就象那天下午，我挥手离开那扇小红门时一样。小红门后面有个小院子，小院子后面有扇绿色的窗户。我走的时候，窗户是打开的，里面是外婆的卧室，外婆坐在床 上，面对着窗户，面对着院子，面对着红门，是在大声地哭着的。因为红门外面走远了的是她疼爱了二十年的外孙女，终于也要象别人一样出国留学了的外孙女。我 不知道那时候外婆心里在想些什么，我只记得，在我把小红门从身后带上时，打开的窗户后面，外婆脸上的泪水正在不断地流下来。
而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外婆这样地激动，心里不免觉得很难过。尽管在告别前，祖孙二人如何地强颜欢笑，但在那一刹那来临的时候，平日那样坚强的外婆终于崩溃 了。而我得羞耻地承认，在那时，我心中虽也满含着离别的痛苦，但能“出国”的兴奋仍然是存在着的。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使我流的泪没有老人家流的多，也 才使我能在带上小红门以前，还能挥手向窗户后面笑一笑。虽然我也两眼酸热地走出巷口，但是，在踏上公共汽车后，车子一发动，我吸一口气，又能去想一些别的 事情了。而且，我想，反正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反正我们很快又会见面的。而且，我想，我走时，弟弟正站在外婆的身后，有弟弟在，外婆不会哭很久的。外婆真的 没有哭很久，那个夏天以后又过了一个夏天，离第三个夏天还很远很远的时候。外婆就走了。
家里的人并没有告诉我这个消息。差不多过了一个月，大概正是十二月初旬左右，一个周末的下午，我照例去教华侨子弟学校。那天我到得比较早，学生们还没来， 方桌上摆着一叠国内报纸的航空版，我就坐下来慢慢地翻着。好像就在第二张报纸的副刊上，看到一则短文．一瞥之下，最先看到的是外祖父的名字，我最初以为是 说起他生前的事迹的，可是，再仔细一看标题，竟是史秉鳞先生写的：“敬挽乐景涛先生德配宝光濂公主。”
而我当时唯一的感觉就是手脚忽然间异常的冰冷，而我才明白，为什么分别的那一天，老人家是那样地激动了。难道她已经预感到，小红门一关上的时候，就是永别的时候吗？而这次，轮到我在一个异国的黄昏里，无限懊悔地放声大哭起来了。

SCNB温哥华办事处

随着罗总的到来，温哥华SCNB的队伍也逐渐壮大起来，昨天和罗辉，陈刚，彭剑 在Steveson 海港开了个碰头会，俗话说，他乡遇故知，在这片广大的加拿大土地上，能见到原公司的同事，心情满高兴的。
大家的话题还是离不开SCNB, 离不开诺西的前途，虽然都已经离开了公司，毕竟在公司工作了十多年，有感情呀，人虽然离开了，还是关心着公司的发展。BISC, Siemens Com, SCNB, 1990年到2007年，短短的18年时间，经历了成长，发展，辉煌，衰退，没落。生命周期如此短暂，究其原因，采访100个人恐怕会有100种不同的答案，有从战略的角度，有从管理的角度，有从销售的角度，产品的角度，有从研发的角度，有从市场的角度，有从服务的角度，有从用人的角度，有从和西门子的关系角度，有从竞争的角度，SCNB就像一艘浸水的巨轮，漏洞百出。问题是一个两面怪兽，当你志得意满的时候它看起来温文尔雅，一副可爱的面孔；一旦你走下坡路衰落的时候，他们如雨后春笋不知从哪里都冒了出来，令你应接不暇。
记得2000年的时候就在谈IP化，移动化，个性化，但这几个字眼的真正意义并未深刻理解，也没有用于指导自己的发展，自己还死守在交换的行业，做着半通不通的策略研究，眼看着身边那些倒手机的，做短信群发的，搞彩铃下载的，开发手机软件的，做呼叫中心的，搞即时通讯的，卖网络电话的，一个个发了财，掘了前几桶金，05年之后又赶上房市股市疯狂上涨，可能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财富增长如此之快。所以真正要成功的人，光有眼光还差得很远，而勇气和行动才是最重要的。
人们总以为趋势往过去看看得清楚，往未来看一片迷茫；吾不苟通。其实大多数人往过去看看到的只是一个个的表象，一小部分人能看到事实，这正的智者才能看到规律。所谓历史的重演，是规律的重演，事实的变体，变相的相似。

我的成长（九）

退步：
初中二年级，三大终于花钱托人，把我的户口办了回来，但是为了我还能继续在钢院附中上学，学校提出了一个要求：张纪京学习不错，校方希望他高中继续在钢院附中就学。如果不能承诺，那现在就去找别的学校吧。这个承诺意味着我放弃高中选择学校的权利。老实人，向来会有一些软弱，说得难听一点就是逆来顺受，当时我的选择也不多，就答应了，实际上校方也有风险，相当于送出了一个直升钢院高中的权利，但他们这个风险冒的还是值得的，我的中考成绩6门课 584分，上北京四中是没问题的。

也许地位的改变（由一个借读生变成了正式生），也许有几分骄傲（我以市三好生的身份升入高中，三年学杂费全免），我自认为聪明，而忘了那个真理：勤能补拙，我放松了自己，尽管我的成绩还保持着班中前三名，年级前五名，但我忽视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钢院附中在大踏步的退步，而我却如井底之蛙，还沉浸在自我自己的小天地里，自命不凡。直到高考冲刺那一年才发现我退步是如此之大，我已经早和小燕不可同日而语了。班中有几个努力学习的同学也已和我不相上下。其中一个后起之秀就是邢波，之前他并不显眼，很安静，默默无闻的一个人，直到高考一模，才脱颖而出。他的大学并不是很有名，但他却一直坚持，现在他已经在美国完成了博士学位，可能是我们班中的唯一一位博士。这又证明了人生的另一个成功的真理：持之以恒。人是生而不平等的，唯一平等的就是就是时间，不管你是富有还是贫穷，每个人的一天都是24小时。人与人的区别就体现在每个人的时间价值不同，普通的体力劳动者，一小时的价值是10元钱，而杰克韦里奇每小时的演讲要收费10000元，所以我们要想超越人的生而不平等，我们惟有学会珍惜时间，增加自己的价值。

89动乱

1989年我上初三，5月份的时候大学生的抗议活动已经很激烈了，由于我住在北大附近，经常到北大去玩，在三角地，可以看到很多的大字报，记得当时还拍了些照片，现在也不知放到何处了。那是北大南墙还没拆，在墙外，也贴了很多大字报，每天都有很多人聚集在北大南门外，听学校大喇叭里转播的美国之音，作为一个初中生，并不理解发生了什么，只是看热闹。六四前夕，大概五月中旬，有一天我和周峰骑车去天安门看游行，一路上很热闹，有很多的游行队伍，工人知识分子的声援队伍，路边还有免费发送水和面包的。天安门的场面很乱，到处都坐满了人，我们一直跑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地下（那是纪念碑是可以靠近的），忽然变了天要下雨，我们俩决定赶紧回家，但好多路都不让走，我们随便选了一条路，一路骑下来，竟然到了方庄。后来六四后，在学院路（现在四环学院桥的地方）烧了两辆军车，学校就叫我们回家自习了，直到6月二十几号的中考。关于六四的报道传闻有很多，虽然我在北京，但六四我并没有看到开枪，但后来天安门广场确实换了很多砖，我也亲眼看到烧毁的军车。人民英雄纪念碑再也没有机会摸一摸上面的浮雕了，报考北大的学生也开始了历时一年的军训，大学生也开始收学费了。

无常（回民称去世为无常）

1990年北京举办亚运会，而在这一年我失去了我的奶奶，奶奶没有等到北京亚运会开幕（9月22日），那是1990年的8月1日的凌晨，天下着雨，奶奶呼吸困难，我和三大推着她往中关村医院跑，进了急诊室，大夫那小手电照了照奶奶的眼睛，平静的说人已经去了，我很愤怒，质问他为什么不赶快抢救，他摇了摇头，丢下我们走了。我当时并没有哭，只是感觉少了些什么，心中空荡荡的。凌晨回到家后，进了屋子空荡荡的，没有了奶奶的等候，想起来几天前还为了一点小事惹奶奶生气，如今连抱歉的机会也没有了，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唰唰地落了下来。后来的一个月每天晚上都在梦中哭醒。按照穆斯林的丧礼仪式，把奶奶和爷爷合葬在一起，他们的墓地在河北定兴县固城老家。每到周年三大都会回到老家去坟前拜拜，或者到清真寺里为奶奶念一段经文。

我的成长（八）

过年

小时候，最快乐的日子就是过年，不仅可以吃到平时很少吃到的好东西，还会有新衣服，还会有压岁钱（我那时一般是五块钱），有时还会有礼物，最为高兴的是还可以整天的玩，去串不同的亲戚。那时候，我的父亲还在大兴安岭师范大学工作，每到过年的时候才能回北京，有时候会带回来一头羊，一袋子东北瓜子（东北瓜子吃忘了满手满嘴都是黑的），还有松子，榛子等。有时候，大大的孩子，四姑的孩子也会到北京来一起过年，那就很热闹了，在中关村的不足20平米的小平房中会挤十五六口人，大人们在里屋，孩子们在外屋，文茜姐姐最大，她带着我们这群孩子，爸爸说有一次吃火锅，我们一群孩子，文茜姐姐刚把锅盖打开，我们刷得把筷子都伸进锅里，半天锅也不开。那时奶奶总会把炒好的榛子，松子，瓜子，分成小包，每个孩子一小包。东北的榛子虽然不如美国的榛子大，但味道确实要好多了。来了加拿大后，这里的很多蔬菜水果都是美国加州产的，个子都很大，样子也都很好看，保存时间也长，就是味道不如国内的足。

古语说的好，家中老人是个宝，奶奶就像磁石一样把她的5个子女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时期，大家仍然能互相照应，我爸总是给我讲，当年三大从老家回来，背一袋子萝卜，在火车站见到我爸，从怀里掏出一块羊肝给他吃，还热的，带着体温，那是三大舍不得吃省下来的，这就叫兄弟之情。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每天的口粮要用秤来称，一人每天四两，中午要是都吃了，晚上就没得吃了。所以每天都是半饱，肚子里惯了很多水。有一次爷爷弄到了酱油渣滓给大家吃，邻居还羡慕不已。南怀瑾先生在穷困的时候，将家里仅有的一袋米，分半袋悄悄地放在邻居家的门口，这才叫真正能够的助人不图报。我的大家庭中充满了这种精神，有了好东西总会先分给兄弟姐妹。这应该归功于奶奶教育的结果。我的随和的性格就来自于这个大家庭的熏陶。

我的成长（七）

中学

尽管花了很多努力和金钱，三大三娘在我小学毕业的时候，还是未能把我的户口调入北京，毕竟他们不认识什么有权优势的人，政府机关的人全都是一幅公事公办的面孔，管你什么知青的子女，管你文化大革命是否遭到迫害，不会有半点同情心，公事公办的意思就是：你没有什么过硬的后台，这事很难办！

清华附中，公认的重点学校，清华大学的预备学校，入了清华附中，就已经踏入了清华大学半步，奇货可居，古来如此，想进的人多，就有了竞争，有竞争就要有规则，清华附小，大部分是可以升清华附中的，对于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没问题；成绩一般的，第二代的（爷爷奶奶，是清华职工的），只能进清华二附（清华子弟学校，较清华附中差，属中等偏上中学）了，而像我这种”假子弟”,又是借读生，如果不认识校长，就不用想了；更糟的是，不是想不想上清华附中的事，而是是否有中学上的问题。我要找到一个中学愿意接受我这个借读生。这时我生命中的另一个贵人出现了------吴瑞庄阿姨。她也是我四姑的好朋友，他在北航校医院工作。她的邻居是钢院附中的老师，就这样我进了钢院附中89（2）班。

人生有很多时候就是不公平的，我们对生活可以期望美好，付出努力，当生活并不因为我们对它友善而回报友善时，我们要学会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勇敢坚强的生活下去。吴阿姨，是我认识的最乐观的人，她到哪里，哪里就会有她爽朗的笑声，她总是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别人，我只去过她家几次，见到她就是和四姑同学聚会，或者过年的时候，来看看我的奶奶，或者三大。上大学之后，我再见到她，发现她的头发都白了，但依然是爽朗的笑声。2005年春节我和三大到她家看她，吴阿姨的先生是北航的教授，他们住在北航北门附近的宿舍，一个三居室，房间的家具一看就是很久没有更新了，我听说了一些事情，他们唯一的一个儿子，从高中后得了一种病---洗手症，好像是一种精神强迫症，到大学时就无法和人交流了，他认为每个人都不干净，被人碰过的东西，他要反复的洗，反复的洗。后来他就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吴阿姨夫妇俩想了各种办法，看了很多医生，也没治好儿子的病，吴阿姨在外人面前总是笑呵呵的，她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总把快乐的面孔留给别人，相信她的乐观和坚强会有回报的，祝愿她的儿子早日康复！

初中，我又找到了我的感觉，俗话说笨鸟先飞吗，我深知有学上不容易，每天我从中关村骑车，走宝福寺，北航北门，到钢院南门上学，就是现在的四环路，那时还是一条小马路，双向单车道。路两边都是参天的白杨。我读书还算努力，很快我的成绩在班中数一数二，做了学习委员。中学有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周峰，张捷平（毛毛），关宇清，经常一起玩。其中周峰和毛毛成了我一生的朋友。

钢院附中，教育质量还是蛮好的，我们的有很多老师都很有名气，教化学的包少华，物理的张炜，一个是北大，一个是清华毕业的。还有大名鼎鼎的陈楚元（海淀区数学教育最牛人）。六几年的北大清华毕业生，很牛的，不像现在每年毕业好几千，一抓一大吧。最让我佩服的，不仅仅是他们的教学生动有趣，还有他们的敬业精神，对每一个学生都象对他自己的孩子，有时还好于对他自己的孩子。在我大学之后的教育中所见过的老师，像他们那样为人师表的，就不是很多了。但后来随着这批教师的退休，钢院附中逐渐没落了，沦为了海淀区的一所普通中学中的普通中学。（这也可能是社会变革反映到教育界的结果，只有提供好的待遇，能分房子的学校才能招得到，留得住好的教师，石油附中依靠好的待遇从101挖走了很多老师，据说那一年101学校的老师暑假到天津旅游，翻了车，伤了不少老师，真是祸不单行，就象他的名字），后来北京钢铁学院，改名北京科技大学（不知道为什么，可能科技听着比钢铁更响亮）我们学校也改名叫北京科大附中（中关村中学是中国科大附中）。

我的成长（六）

从中关村到清华附小，有四到五公里的路程，我身体恢复之后，家里给我买了一辆26的 自行车，这样我就可以骑车上学了。对于我当然是很高兴的，但从经济上来讲，三大三娘为我付出了很多，三大没有任何嗜好，不吸烟，不喝酒，不出去吃饭，三娘 穿着朴素，从来不买化妆品，用最便宜的肥皂，洗头水，过年的时候才添置一件新衣服，自从他们结婚后，家里就没有添置过什么新家具。87年家里买了第一台冰箱，夏普170升，用了20年，现在还在我家服役。第一台彩电，是1989年6月买的，4000多元，松下21摇，收看的第一个节目就是89动乱长达两个小时的新闻联播。直到我97年毕业工作，才给家里买了一个全自动洗衣机，之前的双缸洗衣机，洗起衣服来就象要地震一样，如果你不压住它，洗完衣服后它会从厨房蹦到卧室。1997年家里才装电话，花了5000多块钱，还是优惠。2000年搬家后，才可以在家里洗澡。尽管不愿意承认，但从经济上讲，我家确实比较穷，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三大三娘从来没有让我感到过穷的感觉，至今也没有，他们为我牺牲了太多。

人是需要朋友的，尤其是对于插班生，刚开学又受了伤休学了近一个月的我，毕竟失血很多，我显得很弱，所以休学体育课一个学期。对于拉下的功课，由我的表妹小燕帮我补习。小燕- 大名叫陈颉，是桂阿姨的女儿，我叫桂阿姨大姨，小燕就成了我 的表妹，他比我小一岁，但和我同一年级。她学习很好，是那种天生就会学习的人，不服不行！她由清华附小，清华附中，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普林斯顿大学，直读 博士毕业，现在留在美国一高科技公司工作，据说先生也是普林斯顿一博士，整个一高知家庭。如此明确清晰的成长经历。

这时我在班里的地位和在暂安处小学时比，已经发生和变化，我不再是关注的焦点，在大多数同学眼里可能是个后进生，我至多做个数学课代表，但这时我有了一个好朋友---谢静辉，谢静辉也有了一个好朋友—我；不像过去在暂安处小学大家都想和我交朋友，我的”朋友”很多，也就没有了真正的好朋友。人总是这样失去了才懂得珍惜。静辉的动手能力很强，他总会作些小手工。他为人很诚恳，是个老实人。那时我们在清华的运河里，用静辉自 己做的鱼叉叉鱼，我们在朱自清先生描述的月光象牛奶一样倾泻下来的荷塘里摸田螺，打水漂。有一次我们突发奇想想做一个竹筏子，这样我们就能泛波河上，但哪 里找竹子呢，这烦恼了我们两个星期，后来路过一个建筑工地，我们发现了建筑用的竹排，于是我们就抬走了两个竹排把它们藏在河边的草丛里，等到周末，一大早 我们就兴奋地来到了藏竹排的地方，它们还在！静辉拿 出铁丝，把两个竹排捆在一起，一番努力之后，终于扎好了竹筏，我们好兴奋，想象着我们在河中撑着竹筏的样子，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抬起竹筏，把它抛入水中， 只见竹筏漂在水上，冒了一些气泡之后，慢慢地沉到了水底。我们吃惊，失望，精心准备了两个多星期的计划，就这样泡汤了。后来仔细观察了真正的竹筏，才知道 我们失败的原因。竹筏都是用完整的竹子扎成的，竹子中间是空心的所以能浮在水上，而建筑用得竹排，都是竹片用钢筋穿在一起，所以会沉底。小学的时光，虽有 各种少年的苦恼，但大部分时间还是轻松愉快的，就这样快毕业了，而且班上也有不少人跟我关系不错。毕业考试我考得很好，198分，满分200分。大家兴奋的准备着毕业典礼，清华附中的老师也来学校介绍他们的合唱团邀请我们还没有变声的学生参加。大家交换着毕业留言册，交换着小照片，好朋友间交换着毕业礼物。而我却不能完全融入其中，因为我知道我的命运将和他们的不同。

我的成长（五）

转学

在暂安处小学四年过得轻松而愉快，四年级的暑假，我四姑的一个好朋友—桂世香，她在清华大学校医院工作，可以想办法帮我到清华附小借读，说我是她的侄子，所以后来我一直管她叫大姨。可能家里人认为清华附小一定是比较好的小学，在那里我可以接受较好的教育，所以五年级我就转到了清华附小。家人担心泄漏了我不是桂阿姨的真正侄子，就不能在清华附小继续我的学业，他们决定让我对以前的同学保密，不告诉他们我的去向。对一个10岁的孩子来讲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离开那些喜爱他的朋友圈子，并且从此断绝和他们的往来。我是个听话的孩子，虽然很痛苦，我做到了。所以我和暂安处的小学同学失去了联系，直到上大学后，有一次在校园里碰到一个人，觉得面熟，一问才知果真是我小学同学：马强，小学的时候他短跑特快，所以我印象很深。听说他毕业后去了多伦多，并且和我在西门子的一个女同事结了婚。有时觉得世界真得很小。但初来到清华附小的11岁的我是孤独的，作为一个插班生，不受欢迎，所以下课的时候，我总爱一个人去玩运动器械；就这样，我认识了另一个具有相同命运的插班生，谢静辉，同样的境遇，使我们成了好朋友。这也许就是缘分。我们的一生之中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人，但真正能成为好朋友的却不是很多。

受伤

小海是我在中关村平房的邻居，比我小两岁，他很聪明，有些淘气，也很胆大，与其说我带着他玩，不如说他带着我玩。他的妈妈（刘阿姨）老家湖南醴陵，所以他家过年的时候总会有很多很新鲜，很好看的花炮，他很大方，总会拿出来和我们一起放。我们俩经常去物理所南边的土山上捉蚂蚱，或者到物理所里去逮蛐蛐。我们曾一起烤蚂蚱吃蚕蛹，捉知了。小海的爸爸对孩子管得很严厉，有时候小孩做错了事情，他的爸爸就会罚他跪搓板，记得有一次我俩放炮玩，小海把炮插到一滩油漆里，他叫我躲远一点，没想到炮炸得太快了，炸了他一脸的油漆，我们到水房洗了半天，脸都搓红了，还有些弄不下来，他害怕不敢回家，躲在我家，后来我奶奶出面跟他爸爸说不要打孩子，他才敢回家。

我五年级的时候他家搬到了计算所南面的塔楼里，他家楼后面正在建设另一座塔楼，地基已经打好，有两层楼高，下面都是一根一根的钢筋。
五年级（1985）的十月一号，那天是小海的生日。我找他一起玩，工地对我们来说是很神秘的，我们就到工地上去玩，十月的北京，我穿的是一件毛巾T恤衫。当时可能是上午十点左右，后来的事情我就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当我醒来的时候（大概下午三四点钟）我躺在家里的床上，奶奶在旁边守着我，后脑一阵阵的剧痛。事情大概是这样的：我和小海在工地上玩，后来在一个地方，我踏空了，掉到了地基里，幸运的是我没有掉到钢筋上面，恰巧有一个供检修的踏板，2米见方，我刚好掉到踏板上，从大约两层楼高的地方摔下去，我的后脑重重的磕在了墙上，我昏了过去，小海吓坏了，他转了一圈也没有找到如何下去救我，他就大喊，正好有一个中科院的研究生路过，他就找到入口，下去把我抱了出来，小海跑去告诉了三大，三大抱着我跑到了中关村医院，据说当时留了很多血，三大用我穿的毛巾衫包着我的头，毛巾衫一拧，就像拧毛巾一样哗哗的流血。中关村医院急诊室的值班大夫一见这种情形也吓坏了，但他马上镇定下来，做出了正确的决定-----马上转院。后来在医院门口拦到了一辆运煤的卡车，把我送到了海淀医院，给我缝了针。为此我休学了三个星期，三大，奶奶天天陪着我，他们担心我摔傻了，我原来后脑勺很大，就像一个大问号，古语说前梆子后勺子，我就是那种后勺子，这下后脑平了，我失去了很多记忆。据说我不如小时候聪明了，但没摔傻已经很幸运了。自此之后我学会了一个道理：勤能补拙，笨鸟先飞。

一个孩子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长大成人，何等不易，父母不知要操多少心，受多少怕。